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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禁忌,阻拦历史灾难进入集体记忆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纳粹战时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令人惊愕的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一种政治禁忌:大众基本无从得知,政界和学界精英竭力回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二战结束前,美军和苏军分别从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解救出来的纳粹囚犯中,确实很少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作为希特勒最厌憎的人种,进入集中营即意味着很快死亡。

但还有其他原因。包括欧美世界的许多生活在同盟国,而对于纳粹迫害没有直观感受的犹太人,很多人怀疑,从集中营解救出来的幸存犹太人,是可疑的——后者中一些人因为痛苦而陷入了极大的缄默,不愿再谈起自己经历过的噩梦般的岁月,也有一些人在讲述,但听众往往会形成一种自以为是的怀疑:如果讲述是可信的(集中营确实大规模的屠戮过犹太人),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可以活下来,是不是耍弄过什么阴谋诡计,或者跟纳粹分子勾结了,通过牺牲其他犹太人来保全自己?

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影响了犹太人的战时遭遇讲述。美国战后很快主动拉开冷战的帷幕,二战时的盟友苏联成了竞争对手,而二战时的敌国(联邦)德国则被纳入美国护卫之下,1948年美国人甚至就开始极其明确的“保卫柏林”。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将极权主义的代名词,从纳粹德国置换为了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东欧。对德政策的转变,使得深入挖掘纳粹罪行、追究杀戮犹太平民责任,至少被放置到相当次要的位置。

在美国,在欧洲,以及已经聚集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群体,对于讲述大屠杀也有着顾虑。反犹排犹在欧洲有着相当长远的传统。二战期间,无论是轴心国阵营,还是同盟国阵营,其实除了意大利等极少数国家,大多有着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群体的自发式政治思维。也就是说,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中,迫害犹太人和协助迫害犹太人,其实根本不是纳粹德国一家所为。所以在二战战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有理由担心,如果反复强调战时的悲惨遭遇,很难避免揭开欧洲大多数国家难堪的历史记录,从而导致犹太人以及新生的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陷入新的孤立。

美国好莱坞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影视行业中,无论是出资机构,还是知名的电影商,以及演员队伍,至少在20世纪40-60年代,有着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成员。但恰是如此,犹太投资家、电影商和演员都担心如果自己出资或参与拍摄反映犹太人大屠杀的影视作品,会做实某种狭隘主义的指责。

扭转美国、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二战记忆,添加犹太人大屠杀内容的事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译林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彼得·诺维克(1934-2002)的生前代表作品《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二战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从被刻意湮没,到突兀的“浮现”在欧美世界公众的视野之中,再到经过强化,成为二战记忆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大屠杀与集体记忆》这本书即是考察大屠杀为何会在一开始被边缘化,而后则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

大屠杀的记忆,最终被接纳内化为二战记忆,这源自以色列、美国等国犹太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当然书作者对于犹太人倾向于强调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犹太人悲惨故事的独特性,找出犹太人遭遇与二战期间其他苦难民族遭遇的区别等做法持保留态度。《大屠杀与集体记忆》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同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937年冬天发生在我国南京,由侵华日军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也曾长期被边缘化,甚至中国战场的事件也基本不在欧美世界二战叙事体系之内。迄今为止,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知晓度也相当低。

这揭示出一个相当残酷的真相:正如犹太人的二战遭遇,在战后被美国政府刻意淡化,源自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将德国重新纳入其战略体系),南京大屠杀以及本世纪中其他造成平民大量无辜死亡的事件(如亚美尼亚人民一战期间的遭遇,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苏丹等非洲国家发生的内战期间发生的平民屠杀)同样如此,在美国这样占据了全球政治、文化软实力优势地位的国家,需要这类事件作为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工具的时候,这类事件会很快进入传播的快车道;反过来,当“霸主”国家认定上述事件的宣扬不利于其利益实现时,就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冷漠。

《大屠杀与集体记忆》这本书比较详细的讲述了二战期间、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犹太人遭遇受到的不同量级对待。虽然20世纪晚期以来,大屠杀教训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记入历史教科书,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遭遇不再成为遗忘对象,但书作者也指出,人们在学习、汲取这类教训时变得越来越程式化,越来越轻描淡写,得出的体会无非是“人类对人类的不人道”,而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历史,从而很可能使得那些名义上接受过历史教育的人们对于包容多元、保护少数、防止群体性暴力不能形成道德自觉,也不能在类似的现实场境中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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