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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在泳池内所向披靡 但我可以在泳池外击败你

当北京时间2月27日晚8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在24小时之后公布“孙杨案”裁决结果之时,国内体育媒体表面上一片风平浪静,但也许很多人的心态大约和孙杨1500米比赛最后一圈的感觉差不多:我们所等待的,无非就是已经甩开第二名七八个身位的孙杨手指碰到池壁,然后击水欢呼。而且孙杨在40天前国际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第二站中的爆棚状态,也给关注此事的国人提供了最终胜诉的足够心理铺垫。

但,结果却是那样让人痛心。八年禁赛,意味着这位已经在国内泳坛超长服役,并且可以和刘翔、姚明、李娜、中国女排一样写进中国体坛史册的超一流存在,几乎将以被“实质性抹黑”的方式告别职业生涯。

2008年,初出茅庐的孙杨首次出战国际赛场就是北京奥运会,孙杨的最后一战也许就定格在了1月19日的北京。

从2019年11月中旬的听证会到现在,期间已经有无数大小体育评论人发表了对“孙杨案”最终结果的种种高见,试图剖析2018年9月4日那天孙杨飞行药检的种种细节导致的可能结果,包括笔者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阐述听证会当天整个大厅的控辩氛围对孙杨技术性(语言隔阂)和程序性(三名药检官缺席)的歧视,但上述这些文墨被仲裁法庭发布的一份很平庸却杀伤力极强的“媒体通告”狠狠嘲弄了。

细细读完这份642字的“媒体通告”(Media release),笔者不得不说,其实在孙杨听证会当天他意气风发走进会场的时候,仲裁委员会主席法拉蒂尼(Franco Frattini)内心已经将宣判的小锤落下了,这也解开了仲裁法庭始终让人很疑惑的一点:为何一直拒绝让三位药检官出庭和孙杨对峙?为何事后一直拒绝某位“良心发现”的尿检官呈上当晚的过程录像和录音?

因为这些证据对CAS来说都不需要。

笔者之所以敢腆着脸扮演一次“事后诸葛亮”,一方面是基于对“媒体通告”逐字逐句的解读,一方面是基于过往的案例分析。

读者们也许会问为何不直接解读最终裁决文档,而是选择分析媒体通告,答案是宣判文书尚未公布,估计要等到下周三左右(如果没有任何一方说这份文书需要保密),所以目前我们的分析暂时只能依靠这份通告,虽然它很短,却把裁决原因讲的足够明确了。

笔者把这份通告的最主要的大意归纳一下:

1 对孙杨的处罚基于国际泳联反兴奋剂条例第2款第5条;

2 对孙杨进行药检的检测官完全符合国际药检标准和资格;

3 也许CAS体会到了很多中国读者读到第2点会勃然大怒甚至苦笑,所以他们马上补了这么一句:就算我们的药检官在程序上或者态度上出了啥问题,也不是你损坏尿样和血样的理由;

4 这件事最低可以判你两年,最高可以判你八年,为何对孙杨顶格实行最高“刑期”的处罚?因为孙杨有“前科”:2014年6月,孙杨的一次药检曾被认定“有罪”,按照第10款第7条的规定,判罚八年;

5 孙杨比赛前比赛后的药检都是阴性,即非飞行药检的检测结果都没问题,所以孙杨在此次裁决之前取得的成绩依然有效,不会被剥夺。

媒体通告中,CAS认为尿检官资格是否有问题是一回事,挑战药检程序是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这份媒体通告的所有基本内容,其中最核心、最要命的就是第3点,它“杀死了比赛”。无非就是,别说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派了三个大活人去你家药检,就算是派出三条腊肠犬,只要是WADA授权的,那你就必须老老实实走完整个过程,想反抗?等着禁赛吧。

反兴奋剂,却无关兴奋剂

笔者建议CAS把中间A打头的那个单词由“Arbitral”换成“Arbitrary”,他们的蛮横和专断首先体现在最终裁决权来自个人独裁这样一种事实:三人最终裁判团中,苏比奥托(Subiotto)和桑兹(Sands)分别来自控辩双方的WADA和孙杨,都是拿钱替人办事的,只有主席法拉蒂尼是貌似的中立者,这也就是意味着,三个人关起门来裁决的时候,其中两人不得不再唇枪舌战一番,然后法拉蒂尼判谁赢,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多数压倒少数的“民主”投票,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运动员一生的命运。

另外一点,CAS和WADA再次联手上演了店大欺客的游戏。他们挥舞程序正义的大棒可以横扫一切。孙杨在听证会上反复陈述这样一句话:“我当运动员十几年了,各种药检大大小小上百次,难道我还不知道怎么配合?”意在提醒规则制定者极有必要修正已经扭曲的药检程序,保护运动员最基本的合法权益,才能让这项运动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所以说,当CAS发现,出现在听证会上的孙杨试图将自己置身于“游泳运动员联合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猛然觉醒,必须将这个不良秩序的颠覆者彻底打掉,并且主动挺身替WADA洗清一切罪证;只有这样,顽劣的非嗑药者比顺从的嗑药者更可恨的逻辑才能得到最完美的展现。因为他们根本上在乎的,不是泳池内的水是否干净,而是谁胆敢喊水池该换水了。

笔者无意将孙杨描绘成孤独的斗士,因为他在类似的事件上并不孤独,2003年的巴西游泳运动员阿泽维多、智利利跳远运动员丹尼尔-皮内达都曾因为抗议荒唐且儿戏的药检程序而拒绝提供尿样,最后被禁赛处罚。孙杨并非不知道先前判例,或许也知道以公开听证会的方式与WADA对簿公堂,胜诉的概率低于50%,但支撑他这么做的并非身边的律师团队或者场外的粉丝团,而是一念之公意,即店虽大,但不能把客欺负到不得已的地步,但最终孙杨还是输了。

CAS媒体通告的最后一段,认为孙杨比赛成绩并非靠着作弊取得,依然有效的,这种裁决反而带有某种羞辱性挽尊的感觉,明白告诉孙杨:虽然你在泳池内确实所向披靡,但我依然还可以在泳池外击败你。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仲裁结果出来之后,霎时间陷入了暴虐般的狂欢,各种大小标题对孙杨的描述都用了“作弊者”(cheater)这个词。此种声浪之下,孙杨的所有荣誉仍归自己合法所有这一判决,也早就成了一纸具文。

继续上诉——抗争到底

按照“线下比赛”规则,孙杨有机会在30天内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而且孙杨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了裁决结果,决定抗争到底。

这是孙杨最后一次上诉的机会,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CAS仲裁结果的先例并非没有,但不得不说可能性很小。笔者以有限的足球场内的类似上诉案例推算,孙杨上诉成功的概率也许不到5%。但此案的意义早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某单个运动员的胜诉与败诉,只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跨度,我们会发现,孙杨案和足球场上的“博斯曼法案”(球员自由转会)和田径场上的“塞门亚案”(如何判定运动员性别)一样,应该记录于史册:程序无关乎正义,则清白无需以讼证之。

挂在CAS官方网站上的那8个小时的全程听证录像,也会成为泳坛历史的见证者,夏天日本东京的奥运会,或许可以摆脱新冠病毒的干扰,但WADA的毒已经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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