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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自我吹嘘的司法体系到底有多黑暗

这是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包括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我就是其中一员。今天,我不再沉默。

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和呼吸,就像一只被捆绑和掉进陷阱里的困兽。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播报了一条消息:“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24小时的飞行,因为时差,现在已筋疲力尽。

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命令我下飞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按到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我非常震惊,只能束手就擒。

我被戴上手铐,我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FBI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我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FBI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直到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但是为什么呢?

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我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2012年,我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检察官

我这个全球总裁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我们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b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自2010年起阿尔斯通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时间。“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你为我们效力……”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他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向检察官解释:“请您听清楚,我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

检察官回到了审讯室。“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他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我感觉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

第一次开庭

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FBI探员。我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c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贪污案,外加洗钱。”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

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自FBI总部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

2013年4月15日,我进了看守所。刚开始对我而言是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握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使用中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他先在普基集团供职,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成为总经理,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之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就是尼古拉·萨科齐,未来的法国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从而拯救了阿尔斯通。

在国际组织关于国际反腐败斗争形成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曾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行为越是在法国本土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法国企业的高管每年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受政府管控的变通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最后,所有超过5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000万美元的交易。

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照常进行。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类似的障眼法。负责监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

律师对我说,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我,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她问:“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这些估计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我当时想,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但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

阿尔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新律师,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500强中的一些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他说:“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我愤怒地说:“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上涨。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会非常大。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没错。这也是强加给IMF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层下达指令。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想要招募中间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

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最后我闭上了嘴,我们互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营救我!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

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件。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别无选择。

第二次开庭

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想奉陪到底,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

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FBI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FBI和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保释金,以求获释。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者,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我可能都要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名的中间人,为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公司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禁!这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虚张声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呆若木鸡。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是他和阿尔斯通下的盘棋中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但是诉讼辩论结束了。

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法庭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主审法官的反应?由此得到的信息很明确:我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

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得知你被美国FBI逮捕的消息,我极为震惊,我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公之于众!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监禁你的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你要坚持下去,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

监禁125年,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吹嘘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众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最弱势者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美国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真的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不同,他们会同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利于被告的证词。在美国,这些步骤的费用必须由被告人支付。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核鉴定。而检察官则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众多的资深律师,原因在于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这和法国完全不同。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根本就不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有限,实际上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必须让自己穿上“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而布局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还有我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作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您对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律师对我说。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

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FBI探员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对我来说,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我得挺住。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开始锻炼。

从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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