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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笔者见到在西方学者中最早使用“新李斯特”一词的是迪特·森哈斯于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欧洲经验:发展理论的历史性批判》。[1]李斯特经济学对森哈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政策:对隔断的呼吁》中将李斯特学说导入到当时有关发展问题的辩论之中,引起了德国经济学界对李斯特这一主题“极其热烈的讨论”。[2]在这场讨论中,迪特·森哈斯发现,缺乏历史视野是发展研究的一大缺陷,这促使他对复杂多样的欧洲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就是出版了一部以历史案例比较研究为基础的有关“后发展”问题的专著。[3]但是,迪特·森哈斯并没有提出新李斯特学说,只是重申了李斯特学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70年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适用性,丰富和发展了李斯特的学说。然而,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森哈斯作为国外“新李斯特”的代表,在其著作中阐发了对当前中国仍具有重大意义的三点重要思想:第一个是“选择性融入世界市场与选择性脱钩”,我在没有读到这本书之前,曾于2010年提出了“中美经济脱钩”的概念;第二个是强调了国内市场开发和基础宽广的发展对赶超型经济的重要性;第三个是农业革命和农本工业化的重要性。

我所见到的第二个使用“新李斯特”这一术语的西方学者是本·塞尔温(Ben Selwyn),他将张夏准、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图尔·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谢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这些李斯特的当代追随者所提出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4]但却遗漏了迪特·森哈斯和埃里克·赖纳特等当代李斯特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本·塞尔温所谓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者”是指发展经济学领域中深受李斯特影响的学者,他们反对“华盛顿共识”,仍坚持经典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但这些学者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新国际分工”)、美元霸权和“系统整合型全球公司”(与跨国公司存在很大差别的产业组织形式)——及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新挑战进行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挪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赖纳特在经济理论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贡献最大,代表着目前世界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把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到李斯特主题的研究上。笔者曾向赖纳特建议,将其研究成果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5]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熊彼特研究专家安德森则更明确地将埃里克·赖纳特的理论体系称之为“熊彼特—李斯特发展经济学”。[6]但是,赖纳特也未能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以至于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中大国内部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缺陷。[7]因此,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法币时代、新国际分工时代和智能工业化时代如何实现经济追赶和赶超就成为我们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为了与西方的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Economics)相区别,笔者2015年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英译上使用了New Listian Economics。

笔者最初是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提出创建“新李斯特经济学”的。众所周知,在演化经济学中,“新熊彼特学派”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深受李斯特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该学派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欠发达国家上,但却进展甚微。而在我国,受“新熊彼特学派”很大影响的我国科技政策研究者几乎较普遍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已经丢失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联系,而在演化经济学其它流派中,欠发达经济问题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主题。因此,笔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学者有必要在演化经济学中创建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新李斯特学派”, [8]使其与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并列为演化经济学的三大主要流派之一。但是,“新李斯特学派”并不局限在演化经济学之中,创建该学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恢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经济学研究传统,使之成为后世本土经济学每当有重大创新之时,不得不挑战这种传统并赋予其新的生机,并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创立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的主要理由。[9]

“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意义何在呢?笔者在2015年曾以“新国际分工”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使得一般工业制造作为发达国家的特征已然消失,而从李斯特到现代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就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及其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但当发展中国家现在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自1972年以来,美元霸权的诞生使世界贸易异化成为一种美国印刷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片交换其他国家实物产品的贸易形态,使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美国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彻底颠倒了历史上英国、日本和许多小型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家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在上述世界经济结构发展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李斯特经济学有关国富国穷的准则是否还成立?如果不能成立,我们如何做出修正和突破?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哪些前述经济理论家们不曾面对的新情况,从而需要我们为之做出李斯特经济学传统的创造性解答?李斯特经济学诞生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他之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历经了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帝国主义的出现,但西方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未能对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赶超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而这种研究正是我们创立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在《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中,我们已经吸收了现代演化经济学、马克思、凯恩斯和今年在美国成为“网红”的“现代货币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现代货币理论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来自德国新历史学派(与李斯特有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卡莱斯基经济思想、老制度主义经济学。

2014年,在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召开“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的同年,西方经济学界在李斯特的家乡罗伊特林根市召开了“李斯特诞辰225周年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在2019年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为名结集出版,拉尔德·哈格曼哈、斯蒂芬·塞特和欧根·文得乐在该书中指出,因为全球化和数字化两大趋势的变化,需要重读李斯特。[10]但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图书一样,它更多的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而“中国的新李斯特经济学”从一诞生就明确地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对于实现“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这一目标虽然重要,但这种研究必须是以解决当前迫切的实际问题为目的的。为此,笔者提出“创造解释学”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11]基于对经济前沿重大现象的经验观察,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旧有学说“微言大义”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提出新理论,解释新现象,并提出新的政策建议。

笔者在2015年曾撰文总结了笔者此前长期思考成熟的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十大理论学说,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12]自然,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其他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建议,但在这里,为了突显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实践品格,笔者对自己在过去十多年提出的相关理论、战略设想和政策建议对我国的实际影响做一简单回顾。

2009-2010年,笔者在对“国际大循环战略”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主张“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 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13]后来,笔者又对“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其中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011)、“外围包围中心”(2011;2013年7月)和“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等战略构成要素,并在2014年将其凝练为二十四字纲领:“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这些战略设想以及以前的理论研究对实际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下面就选择其中的十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笔者在2010年至2015年的多篇论文中提出并阐述了新李斯特国家致富的新原理:出口中高端产品,进口中低端产品。2017年10月党的19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二,笔者在2013年和2014年的多篇论文中阐述了只有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才有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4日指出,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第三,笔者在2010年提出将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作为国内大循环战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党的19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1月29日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第四,包括5G、大数据、工业软件、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革命在内的智能工业化是中美经济战的主战场。2013年2月,笔者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的“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智能化”概念,早于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2016年,笔者曾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个《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与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指出,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来自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发挥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先锋和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的网络型“举国体制”。2017年,笔者将上述学术报告择要撰写成《借鉴美国经验在相关部委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要报》2017年第3期(总第125期)所采用。2019年3月,其修改稿又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亟需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为题发表于《改革内参》2019年第9期。2019年10月28-31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第六,笔者是国内唯一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在15-20年内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学者,力主利用政府采购推进自主创新。2009年提出“修订国货采购制度,坚决落实并严格执行政府、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采购国货的制度,违背纪律者将被免职,情节严重者被开除公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14]2012年,笔者撰文建议我国在15-20年内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整顿政府采购市场,尽快推行政府采购国产货。随后,笔者在2016、2017和2018年一直在呼吁恢复执行2011年关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据报道,2019年12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目为《北京下令政府办公替换掉国外PC和软件》的报道,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该报道称,中国计划从2020年开始,3年内完成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计算机和软件的国产化替代。但是,建立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仍未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重视。在中美经济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已经不可能,因此,笔者在这里继续建议:要本着“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恢复执行2011年关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将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七,“外围包围中心”(2011;2013年7月)和“不对称全球化战略”(2014)。笔者于2009年提出并在2010年论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并非不重视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因此,笔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战略思想作为该战略的构成要素:“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15]这是笔者有关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最早表述。2011年底,笔者又指出,“以中国为龙头,建立一种以俄罗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为统一战线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我国就显得极为必要。”[16]2013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上,笔者做了《应对TPP的对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的报告,在该报告中,笔者在题为“‘外围包围中心’: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部分专门对这一战略进行了论证。为保证“外围包围中心”新战略的成功,笔者在该文中还提出了在国内市场扶植和保护民族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人民币货币区以及避免过度开放和不对等开放等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17]这些战略构想都早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2013年9月)。2014年初,笔者撰写了“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与中国经济全球化道路的文章,但是,这一战略中提出的针对发达国家实施“浅度全球化”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至今仍未对经济实践产生切实的影响。

第八,2017年6月,笔者提交“一带一路的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的政策建议。笔者提出,“一带一路”要立足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在经贸关系上通过“双领先战略”和价值链高端战略引领“一带一路”,并借“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谓“双领先战略”就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和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领先供应商战略”;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构建由我国企业控制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其成功的基础在于以人民币结算、贷款和投资,为此,我国需要在国内尽早完全实行主权信贷,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九,笔者在2015年提出的“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在2018年的中美经济战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实际上,早在1953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就已指出,发展中国家利用低工资劳动力,追求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出口战略,这种战略需要发达国家给予支持,或至少不歧视,但纳克斯认为这种支持无法得到保证,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低工资成本工业在面临被进口品冲垮的危险时,就会实施保护主义政策。[18]2015年,笔者通过对李斯特“贸易-发展三阶段理论”的批评,提出“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笔者在2018年4月13日的《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是声东击西》一文中指出,“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吸取了英国在19世纪末的教训”。从演化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经验来看,后发大国都是从新兴产业、新兴技术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原先领先国家进行赶超的,因此,发达国家也有必要对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实施保护主义,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现实。

第十,笔者是“中美经济脱钩”概念和战略的最早提出者。在中美经济战中,美国经济战略家威胁中国要实现“中美经济脱钩”。但实际上,“中美经济脱钩”一词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19]笔者所谓“中美经济脱钩”实际上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另一种表述,它是笔者对历史经验长期思考得出的。正如迪特·森哈斯指出的,欧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西欧和中欧开启了现代发展进程,那里的发展是由“临时切断贸易主动脉”所决定的,这一点难道仅仅事出偶然,或者还是深有大意?[20]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这种战略也是后发国家倡导独立自主工业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因此,在2018年5月份,笔者指出,中国与美国这对“夫妻”的“离婚”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条件。

但是,美国经济战略家为什么也提出“中美经济脱钩”呢?原因就在于笔者早就指出的:美国需要价值链低端,中国需要价值链高端,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各自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都是最好的选择。历史经验说明,如果两国经济过度一体化,贸易战甚至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所以,在本文前面引述的一段话中,凯恩斯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更大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和国家间的经济分隔要比其它方式更好地促进和平的事业”,这对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同样是金玉良言。但对美国经济战略家来说,对中国提出“中美经济脱钩”的威胁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含义:利用中国人对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崇拜,在保护美国市场的同时,加强美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为《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发展与当前的任务》的第二部分,该文将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7卷《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专栏》。】

[1]中文版请见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P.8,P.3.

[3]梅俊杰:《迪特·森哈斯理论与后发展之道探寻》,载《海派经济学》,2014(3)。

[4] Ben Selwyn, “A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aisal of Friedrich List andhis Modern-Day Followers”,New Political Economy, June 2009,14 (2).

[5]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 Esben Sloth Andersen,“A Note on Erik Reinert’s Schumpeterian-Listia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kingPaper Series, No. 5, 2009,Department ofBusiness Studies, Aalborg University.

[7]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载《学习与探索》,2012(3)。

[8]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另见贾根良:《新李斯特学派: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经济学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11。

[9]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总序》,载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HaraldHagemann, Stephan Seiter and Eugen Wendler,The EconomicThought of Friedrich List,New York:outledge,2019.

[11]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12]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载《教学与研究》,2015(3)。

[13]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贾根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经济纵横》2010年第9期。

[14]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5]贾根良:《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大战略》,2011-08-04,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1/08/244246.html.

[16]贾根良:《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17]贾根良:《应对TPP的对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2013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稿,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34383f0101azhg.html,2013-7-31.

[18]见贾根良:《扩大内需、平衡增长与主权信贷》,光明日报,2012-06-08.

[19]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

[20]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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